既要保增长又要没雾霾 是近似不可能的任务

雾霾看起来确实没有明显改善。如图所示，我们统计出每年每个月最高的PM2.5数值（以北京的数据为例，因为时间序列最长），然后取年度平均值。由于PM2.5数值波动剧烈，这个数据描述的是一年之中平均最糟糕的空气质量，可以看到，2010年该数据达到峰值，超过500，之后有所下降，但是2011年至2016年期间，该数据保持在400左右，2016年甚至相比2015年有所反弹，这个数据与我们的直观感受接近，近5年来雾霾事实上改善的程度并不大，甚至有恶化迹象。

可是我们为了雾霾“的确”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对应于雾霾最糟糕的一年，2010年恰好也是08年以来工业增速最快的一年，年度增速接近16%，随后工业增速经历了连续6年的下降，从16%下降了10个百分点到6%，当前的工业增速还没有2010年的水平的一半。经历了那么大的工业增速下降，为何产生的雾霾没有明显减少呢？仔细分析数据可以发现：雾霾和工业生产的确存在密切的关系，但是在2012年之后，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大幅弱化，雾霾坚挺的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，而工业增速则逐年下降。换句话讲，单位工业生产所导致的雾霾反而是比过去更严重了，2016年甚至是“供给侧”改革之年，对缓解雾霾也并无帮助，甚至相比2015年恶化了。

接着往下推理，两个方面的原因，一是“宏观”去增长力度不够，二是“微观”的增长结构不合理。（1）由于工业增速仍然每年是正增长，基数仍然在不断扩大，不断产生的污染物出现了积累效应，导致污染并没有出现明显改善；（2）我们按照工业企业数量和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，测算出平均一家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，可以看到2015年和2016年，该数据连续两年下降，这意味着企业的平均“规模”在下降，无论是供给侧改革，还是环保措施，对于大型企业来说，政策实施的成本显然要比小企业低得多。“微观”上如果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越小，就越不利于淘汰“落后产能”，也越不利于增加“环保”的力度。

更进一步推理，“宏观”上供给侧改革，管住了大企业，压低了工业增速，推高了工业品价格，反而导致了企业平均生产规模下降，污染指数偏高的工业企业生产占比上升，显然也是加剧污染的重要原因。如下图所示，描述了以上我们所分析的污染增加的从宏观到微观的机理。

该怎么解决雾霾呢？现有的政策方向能够奏效的难度较大。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和微观机理来看，无非是两个方法，第一是宏观上进一步大幅降低工业增速，6%明显不够，3%也许能行。可是当工业增速下降到这么低的水平时，会产生两个大的问题，一是宏观保增长要求，6.5%底线估计是保不住了，GDP很可能下降到6%以下；二是当前供给侧改革下，保增长刺激需求，供给侧改革压缩生产，导致的2016年工业品价格出现了超过50%的上涨，如果未来工业增速进一步下降，工业品价格会继续暴涨，引发物价上涨的风险；第二是“微观”上大力增加环保力度，但是这涉及到大大小小的地方利益、部门利益以及机构利益，相关实施成本很可能会迅速上升，短期内实行起来困难。而且，如果“宏观”上压低工业增速政策起到效果，“微观”上会带来工业企业出现“暴利”，这种情况下要管住工业企业的生产，难度会更大。

当然，如果能调整现有政策方向，也还是有办法的，从图中可以看到，现有的“宏观”政策和“微观”表现是自相矛盾的，既要保增长，又要没雾霾，近似不可能的任务：

（1） 宏观上要大幅调低增长目标至5%左右，工业增速预期目标可以进一步下调至5%以下，但是需要同步下调需求刺激力度，以防止供需缺口继续恶化推高工业品价格；

（2） 供给侧改革政策需要做出调整，适当释放大企业的产能，大幅压低工业品利润，用市场的方法“去产能”；

（3） 增加环保执法力度，以地区性的实时污染指数作为淘汰“落后产能”的重要指标。

笔者知道，上面提出的每一项建议，实施起来难度都很大，但是我们能有更好的办法么？治理雾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没有了健康生活的环境，一切增长、财富都是零，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子孙能够再次拥有清澈的蓝天，呼吸清新的空气。

作为一名债券分析师，希望此文能够对治理雾霾有一点小小的贡献。（来源于微信公众号“ 寒飞论债”，原文标题为《关于雾霾：债券分析师的一个视角》）